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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清“布衣詩人”謝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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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“我們身邊的歷史人物”名叫謝榛,臨清人。

  他家庭貧困,右眼失明,自幼成了孤兒。

  他浪跡四方,寫下大量詩篇,以律、絕見長。

  他最終成為明朝文壇的代表人物。盡管沒有什么政治地位,但有很多達官貴人爭相與其結交。

  他如何做到的?下面一起來了解一下。

  家庭貧困右眼失明 明朝文壇代表人物

  “布衣詩人”謝榛:達官貴人爭相與其結交

  謝榛(1495-1575),字茂秦,號四溟山人,臨清人。

  他家庭貧窮,右眼失明,卻才華橫溢,成為明朝文壇的代表人物。

  他浪跡四方,寫下了大量詩篇,以律、絕見長,有《四溟集》《四溟詩話》等著作流傳于世。

  他沒有什么政治地位,卻有很多達官貴人爭相與他結識。

  一介布衣,在明朝文壇上叱咤風云、獨領風騷。“布衣詩人”是歷史給他的稱號。

  是什么讓這位普通百姓,在明朝文壇上留下了一抹亮色?今天,我們就來講講“布衣詩人”謝榛。

  右眼失明的“布衣詩人”

  謝榛是窮人家的孩子,即便他在明朝詩壇有名氣,但沒有任何記載他的家族的資料。

  謝榛是一個可憐的孤兒,父母很早就去世了,留下他一人孤獨地生活。這樣的境遇,對于幼小的謝榛打擊不小,他曾在詩中說:“雙親早逝重凄愴”。

  家里窮,也就罷了,但謝榛偏偏長相丑陋,其貌不揚,并且從小就右目失明。貧窮且孤,而且,還是一個殘疾人,這種境遇可想而知。

  謝榛的可貴之處在于人窮志不短,他聰慧好學,少年時期就在鄉里很有名氣了。他“年十六,作樂府商調,臨德間少年爭歌之”。也正是在他16歲那年,“統錄若干曲,請正于鄉丈蘇東皋”。蘇東皋也算是當時地方詩人,對謝榛早年的詩歌創作起到了啟蒙作用。蘇東皋對謝榛很是贊賞,看到這么小的孩子就“愛作艷曲,聲口似詩”,于是,就盡心盡力地教授謝榛寫詩。謝榛寫的樂府曲辭,當時在當地民間傳誦。

  謝榛的妻子,史料上也沒有記載。不過,能夠嫁給謝榛的女人,沒名沒姓的,肯定也是貧家姑娘。夫妻二人貧賤相守,并且,這姑娘給謝榛生了五個兒子。可惜的是,謝榛才華橫溢,但五個兒子沒有一個成器的。這五個兒子“無生計,事事悉仰榛”。你看,謝榛這輩子真夠累的。

  家庭貧困,再加上右眼失明,想步入仕途,估計有難度。別說在古代,就是現在,殘疾人想混個模樣出來,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此,聰明的謝榛對自己的前途早就做出選擇和決斷,揚長避短,放棄了科舉仕途的路子。“折節讀書”,矢志于詞曲和詩歌創作。正是少了官場的虛偽,多了一種民間的真實,才成就了他在文學上的名聲和地位。

  想一想,在“官文合一”的古代,一個不當官,無知無權,甚至連生活都很貧窮的“業余作家”,最終成為明朝文壇的代表性詩人,總讓人感到一種另類的感覺。

  謝榛作為詩人,浪跡四方。在他30歲左右時,西游彰德,向趙王朱厚煜獻詩,趙王對這位穿著破舊的詩人還算贊賞,就讓謝榛成了自己的門客。彰德,舊為鄴地,是漢末建安時期文人薈萃之地,而趙王也非等閑之輩,同樣富有文才,喜攬文士,這應該是謝榛居鄴的原因。

  生性喜愛浪跡天涯的性格,注定謝榛過不慣陪宴湊趣的閑適生活。于是,他以鄴城為中心,開始了大河南北的游走。20余年間,南向沿江而東,游廬山,至南京;溯江而上,觀覽荊襄形勝。北赴京都,登居庸關,游五峰山,寫下了不少紀游詩。

  別看謝榛沒有什么政治地位,但與他交往的,大部分是地方官吏、宗室藩王,也有僧侶、隱逸、酒家、學子。這真是古代士大夫那種“談笑有鴻儒,往來無白丁”的生活。

  謝榛的詩作大半是友人唱酬、抒情言懷之作。其間,他曾兩登嵩山,尋訪禪僧;朱仙鎮憑吊抗金英雄岳飛,吹臺悼念李白、杜甫、高適。雖然,成年之后的謝榛很少與農民接觸,但他對農民的痛苦生活也有所了解,并表示了深切同情,如《漁樵嘆》。

  沒有政治地位,浪跡天涯,卻與達官貴人混的很熟,這不能不算個奇跡。那些有地位的人之所以這么待見他,就是因為他有才華。

  解救好友出獄

  謝榛是一個俠肝義膽的人,他曾經解救獄中的朋友盧楠,被譽為歷史上寫書救聊城的“魯仲連”。

  盧楠是河南浚縣人,明代嘉靖年間的著名詩人和辭賦家。說起來,二人是“文友”。謝榛在安陽居住,與盧楠結識,并成為好朋友。后來,盧楠得罪了知縣,被投入獄中,并擬治以大辟之刑。

  看著朋友身陷囹圄,謝榛心如刀絞。他帶著盧楠的著作到北京求見達官貴人。為了打動達官貴人,謝榛先是朗誦盧楠的詩賦,后又哭訴道:“盧楠真是遇到了天大的冤枉啊!他活著的時候,你們不幫著他平冤昭雪;他死了之后,再寫什么像哀悼賈誼那樣的辭賦也沒有用處了”。

  在謝榛的真情感染下,“后七子”當中的重要人物、在刑部任職的王世貞,幫助謝榛一同為盧楠奔走、辯白。經過一番努力之后,盧楠終于得以無罪獲釋。

  謝榛的這一舉動,使他的知名度得到了極大提高。當時的人稱贊他是戰國時射書救聊城的魯仲連。一些喜歡附庸風雅的士大夫爭著要結識謝榛,就連廣大的北方地區的青年們也都爭相傳說他的事跡。

  “后七子”領袖

  嘉靖二十七年(1548年),已經54歲的謝榛第一次赴京,與李攀龍、王世貞等相識。當時李攀龍、王世貞初出茅廬,而謝榛已是名聞遐邇的老詩人了。他們經常在一起談詩、寫詩,探索詩歌創作的道路。

  嘉靖三十一年(1552年),謝榛再度赴京,李攀龍、王世貞與徐中行、梁有譽、宗臣、吳國倫等邀謝榛,結為詩社,史稱“后七子”。

  在結社之初,謝榛以布衣執牛耳,為七子領袖。后來,王世貞推尊李攀龍,排斥謝榛;李攀龍詩名漸盛,遂成為“七子”魁首。

  “后七子”社的前身是“刑部詩社”。也就是說,這個詩社本來就是官員詩人組成的,一個老百姓當詩社領袖,根本就不可能鎮得住。

  其實,在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,臨海(今屬浙江)人王宗沐、松江華亭(今屬上海)人袁福徵中了進士,授刑部主事。這時,正好孝豐(今屬浙江)人吳維岳到北京任刑部主事,幾個人就共結詩社,品評詩文,唱和酬答。這個具有官場色彩的詩社是京城中下層官員自發的文學活動,以南方人為主。當時謝榛雖然來往于山東與北京,但沒有加入這一詩社。

  到了嘉靖二十六年(1547年),李先芳進士及第,在北京等候分配職務。李先芳原籍是監利(今屬湖北)人,寄籍濮州(今山東鄄城一帶),也算是山東人了。這時他附鼓吹風雅,跟殷士儋、李攀龍、靳學顏、謝榛等人,結社吟詩。這一京城詩社中人,多為山東人,可以稱為“魯籍詩社”。魯籍詩社僅僅是一幫同鄉好友的聚會唱和,當時沒有完全一致的論詩志向和創作主張。例如,李攀龍聲稱“文自西漢以下,詩自天寶以下,若為其毫素污者,輒不忍為也”。而李先芳“論古詩,斷自魏、晉以上為上乘,近體十二子、李、杜以上為大家”,這跟李攀龍的詩學主張是一致的。但他又選錄宋、元詩,刊刻贈人,這就跟李攀龍大不一樣了。至于殷士儋、靳學顏等人,或者傾心吏治,或者愛好經學,詩歌創作僅僅是他們的業余愛好而已。謝榛則云游天下,行蹤不定,只是偶爾參加詩社活動。但是,謝榛的詩學見地,都為社中人所稱贊和景仰。

  由于謝榛在詩壇上早已享有盛譽,還有一整套較為完整的詩學理論,所以他的詩學理論和批評,對詩社中人產生了一種引導作用,甚至是指導作用。

  嘉靖三十三年(1554年),謝榛第四次來到京城。由于詩社內部矛盾叢生,七子反目,李攀龍和謝榛絕交,成為學界的一樁著名公案。

  謝榛是一個閑云野鶴式的詩人,但謝榛在“后七子”中,是唯一提出較完備的論詩主張的人,《四溟詩話》即其論詩言論的結集。他主張復古,認為詩至盛唐便發展到了頂點。但他反對尺尺寸寸的模擬、蹈襲古人成句,主張據眼前景翻出新意。(聊城晚報記者 于新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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